凡是到过西藏的人，感受最深的，莫过于那里浓厚的宗教气氛。在拉萨雄伟的布达拉宫脚下，你可以看到远道而来顶礼膜拜磕长头的藏族佛教徒、手持转经筒的老人、身披红色或黄色袈裟的众多僧人。在西藏，到处可见家家户户房上悬挂着的经幡，到寺庙里烧香拜佛的人，更是屡见不鲜。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佛教在2000年前开始从印度传入中国。尽管西藏离印度很近，但由于高山阻隔，以及当时生产方式极度落后，西藏只有一种原始“自然宗教”——苯教，也就是拜物教。后来藏民族英雄人物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各部落，建立了西藏第一个统一政权——吐蕃王朝，他通过与中国内地唐王朝联姻，迎娶文成公主，得以使笃信佛教的文成公主将印度国王送给唐朝皇帝的释迦牟尼像、大批的佛经等作为嫁妆带入西藏。

　　文成公主进藏后，在拉萨大兴土木，兴建了今天著名的小昭寺。佛教由此开始在吐蕃流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吐蕃还处于奴隶制社会，而唐朝已是世界上较发达的封建国家了。尽管吐蕃内部有人反对佛教，但最终藏传佛教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分析说“佛教正式传入西藏以来，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僧人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权利，在经济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到9世纪初时，吐蕃僧人开始出任大臣，参与政治，出现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雏形。”

　　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佛教在吐蕃产生了很多教派，并与吐蕃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相结合。其中，实力最强的萨迦派不仅协助中国北方蒙古族的贵族统一了中国，也最终统一了西藏，将西藏正式归顺中国元王朝，划入中国版图。此后，藏传佛教各教派随其实力虽兴衰不一，但最有实力的一派均接受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央政府的册封和委派，对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直到17世纪第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晋见中国清朝皇帝，不仅正式得到了达赖喇嘛的封号，作为西藏的政治与宗教领袖，也从此开始对西藏进行全面的政教合一的统治。封建农奴制由此在西藏达到了鼎盛期，并一直延续到40年前。1960年底，西藏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了大约两年时间基本完成了以赋予百万农奴人身自由和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

　　　　　　　　
　　　　　　　　抚摸着做农奴时用过的拴马绳，格桑德珠感慨万千

　　专门研究本民族历史的藏族学者巴桑旺堆称，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封建农奴制度与罗马天主教统治时期的欧洲中世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在这一制度下，西藏社会有两大对抗阶级。一个是被称为“三大领主”的地方政府、贵族、寺院，属于农奴主阶级，他们占西藏人口不到5％，却占有西藏全部的土地、大部分的牲畜、草场等生产资料，占有西藏广大农牧民的人身。与之对抗的另一个阶级就是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没有人身自由，世世代代依附在领主的土地上，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承受沉重的赋税，遭受残酷的剥削，成年累月挣扎在贫困、饥饿和死亡线上。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梅·戈尔斯坦在他的《现代西藏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曾这样描述1913—1951年的西藏庄园与农奴：庄园是世袭的领地，正如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庄园一样，它是由可耕地和义务耕种土地的一种“被束缚”的劳动力农奴构成。农奴的基本职责是按领主指定时间从事一切农业劳动，得不到报酬，一般情况下他们为领主劳作期间连食物也得不到。农奴还承担别的劳役，有些农奴在童年时代就被挑选去服终生无偿劳役、服兵役、出家当喇嘛或尼姑，或充当领主的家奴。

　　西藏社会科学院当代西藏研究所副所长陶长松曾长期研究过旧西藏的法律制度。他认为，“西藏历史上定了很多法律，不仅把人分为三等九级，而且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惩罚，比如杀死一个上等人，赔偿就是跟尸体等重的黄金，如果是下等人，赔一根草就可以。它的监狱无法统计，庄园和寺庙都可以随便关人。”

　　今天屹立在拉萨的布达拉宫证实了陶长松的观点。在它的脚下，曾有一座被称作蝎子洞的监狱。当时，它只有一个洞口，所有被布达拉宫认为有罪的人都被扔进去喂蝎子。而在洞的上面，布达拉宫里却是酥油灯长明不熄，供奉着第五世至第十三世共9位达赖喇嘛肉身的灵塔，仅第五世达赖灵塔就用去了3700多公斤黄金、上万颗珠宝玉石。

　　陶长松分析说，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支持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充分利用藏传佛教教人安于现状、追求来世幸福的教义，实现对西藏的有效管理。他说，即使在半个世纪前，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想对西藏进行经济和宗教改革，但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外国入侵，它已没有力量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十四达赖喇嘛派出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当年9月，相信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根据十七条协议，新中国政府当时并没有对西藏社会进行各项改革，反而继续保留了旧西藏的各项社会政治制度，也就是封建农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