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广场上的雕塑“西藏农奴翻身得解放”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西藏，既没有立即废除西藏延续数百年的封建农奴制，也没有马上对西藏的宗教进行改革。这是为什么呢？

　　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分析说，中央政府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当时西藏的社会非常落后、黑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确实需要改革；另一方面又存在宗教与意识形态等特殊因素。再加上帝国主义（指美、英）在西藏的长期挑拨，以及（中国）清朝晚期以及国民党政府时期在民族地区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藏汉民族之间当时确实存在着很深的民族隔阂。

　　巴桑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的想法。这种想法也最终体现在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上。

　　由当时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全权代表与新中国中央政府全权代表签订的这份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中央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固有地位职权、寺庙的收入等均不予变更；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强迫西藏进行各项改革，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西藏人民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在他的《现代西藏史——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协议签署后，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一直不正式承认和接受，直到召开会议讨论。但与会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协议作出了西藏可以维持其建立在庄园制度基础上的政教合一制度的承诺，并建议达赖喇嘛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和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有关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

　　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后，不仅没有触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寺庙的利益，还修建公路、桥梁、电站，开荒种地，为广大藏族农奴甚至寺庙里的僧人送医送药。50多岁的藏族史学家阿旺次仁至今还记得解放军为西藏创办第一所公立小学所带来的影响。他回忆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昌都建立了第一所公办小学。拉萨小学、江孜小学、日喀则小学也相继在1952年建起来。西藏一些上层人物看到，办学校对西藏人民有好处，对西藏社会有好处，有些人也在自己的庄园里办起了学校，也开始招收贫苦家庭的子弟。

　　达赖喇嘛为此曾亲自设宴招待中央政府代表和解放军进藏官员。宴会上，他高兴地说：“许多事实证明，你们把西藏人民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对我达赖喇嘛和所有活佛也很尊重，这点不仅全体僧俗官员很高兴，我达赖喇嘛也非常高兴。”

　　1954年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尽管当时西藏百万农奴还没有人身自由，但作为西藏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班禅作为西藏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是共同前往北京出席会议。达赖还被大会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西藏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中国中央政权中担任职位最高、也是最年轻的藏族国家领导人。

　　然而，当时西藏百万农奴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不仅要继续为农奴主干活，就连解放军救济他们的粮款也会被农奴主抢走。当时身为农奴的邓巴老人回忆说：“我亲眼看到一个奴隶因为有病，割麦子时少割了1米左右麦地，就被农奴主抓起来关了7天，打了150下鞭子，弄出来后无法治疗，不到半个月就死了。”

　　与邓巴的同乡命运相反的是，与西藏远隔千山万永的中国内地到处正在进行各项改革，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发展经济。尽管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在协议中规定，西藏各项改革由地方政府决定，但西藏许多人士通过到内地访问，看到了改革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好处。特别是达赖与班禅，经过将近一年对内地的参观访问，在中央政府的帮助和他们本人的努力下，于1956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达赖喇嘛出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其任务就是根据中国宪法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筹备在西藏实行区域自治。

　　西藏自治区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出于稳定西藏及其上层人士的考虑，决定西藏6年内仍不进行民主改革。然而，这场改革最终还是不以中国领导人的意愿为转移而提前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