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金中坚赞平措是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见证人之一

　　1956年，西藏成立了准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出于稳定西藏及其上层人士的考虑，中国政府决定，西藏在6年内、也就是在1962年底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6年后是否要改革，将看西藏的具体情况再定。然而，这场改革最终还是在1959年提前到来了。

　　西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车怀明先生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为西藏百万农奴办了许多好事，如救灾抗灾、为人民治病、修筑桥梁公路、电站等。这些使西藏广大农奴看在眼里，他们觉悟了。尽管中央决策是西藏6年不搞民主改革，但他们的呼声很高。

　　与此同时，西藏许多上层人士通过共产党和解放军这些新汉人认识到，西藏如不对旧制度进行改革，藏民族将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

　　西藏社会这种潜在变化，引起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少数旧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的恐慌。自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他们不断制造骚乱、秘密策划武装叛乱。特别是1956年当中国政府决定西藏民主改革暂缓6年进行后，这些人便更加猖撅地组织非法武装，围攻地方政权机构，残杀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并最终在1959年3月10日开始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活动。

　　这一天，在当时西藏少数上层人士的策划下，武装叛乱分子借达赖准备去解放军西藏军区看戏为由，公开造谣说汉人准备把达赖喇嘛用飞机劫持到北京，在拉萨街头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当场打伤卸任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才旺仁增，活活打死西藏爱国人士、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堪布帕巴拉·索朗降措，并将尸体拖到市中心示众。随后他们又连续召开所谓的“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等，公开撕毁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签订的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宣布“西藏独立”。

　　尽管当时驻拉萨的中央政府代理代表多次与达赖喇嘛联系，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并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制止武装叛乱，达赖也复信表示要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但最终，他还是在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挟持下逃离拉萨。此后，约7000名武装叛乱分子在拉萨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拉萨叛乱很快就被解放军平息。发生在西藏其他地区的武装叛乱也相继被平定。

　　当年参与平息叛乱活动的邓巴老人说：平叛彻底胜利靠的是西藏人民的全力支持。当时没有交通，部队的弹药、武器装备全是牦牛驮、人背。我们那个连的70个民工同生死、共患难，一直打到边坝县还是不回去。因为我们彻底地得到了解放，翻身了，我们是为自己打天下。还有的地方群众给我们当向导，主动提供叛匪的情况、运送物资、背弹药、带路，样样都干，用生命在支援我们。

　　西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车怀明在分析1959年这场叛乱时认为，以达赖为首的封建农奴主上层已经预感到危机的到来。他感觉到，共产党根据十七条协议虽然可以保护他，可以暂时不改，保留这个制度，但西藏人民群众在逐步觉悟。一旦改革西藏的封建农奴制，他们的特权必然要失去。同时他也认为，人民之所以要求改革，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支持，所以就想试一试，能不能把共产党赶出西藏？如果赶出去，就威胁不到他的统治了。

　　虽然旧西藏少数上层人士发动的叛乱直到1961年底才被解放军彻底平息，但中国领导人顺应当时西藏百万农奴的强烈要求，适时决定提前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

　　1959年6月28日，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召开会议，会后通过了有关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一场因少数人发动的叛乱竟提前并彻底地改变了当时占西藏总人口95％的百万农奴的命运。

　　从1959年6月起，中国在西藏各地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进行民主改革，其主要容包括：废除农奴、家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对极少数参与叛乱的贵族、寺庙和农奴主的财产全部予以没收，对未参加叛乱的总数占98％的农奴主、贵族、寺庙，在保证他们生活水平不比改革前下降的提前下，赎买其多余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连同没收的财产全部分给昔日的农奴，组织他们成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生产。

　　就在西藏进行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的同时，因叛乱失败而逃到印度的达赖喇嘛不顾中国政府对他的宽容与耐心劝告，开始公开地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成立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重新组建叛乱武装，策动在西藏的多起骚乱活动。

　　40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不仅参与策划了达赖喇嘛1959年的叛乱，还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技术援助。据1999年4月19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达赖喇嘛向该刊记者公开承认，中共说“西方帝国主义在西藏从事分裂活动”不是空口无凭的，西藏及他本人在冷战中成为被利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