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藏医专家强巴赤列行医近50年，在学术上有着很高的造诣。最近，他在西藏拉萨接受了《北京周报》记者的采访。

　　王燕娟：对于藏医学形成的年代，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藏医学形成于公元8世纪末，以玉妥·元丹贡布的《四部医典》问世为标志。您持何见解？

　　强巴赤列：在西藏，由于宗教对学术的影响，过去始终把藏医药学的产生定于佛教传入吐蕃时期的公元4世纪。但我在研究中发现，在吐蕃以前藏族人民就有了自己的医学。例如，公元前200多年前，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在与大臣的对话中提到，“有毒就有药”。当时，人被分为12个阶层，医生是其中的一个，说明当时就有了以医疗为职业的人。另外，一名叫常松·杰普赤西的苯教徒也以医术驰名，他能从马、孔雀等动物内脏中提取结石用以治毒。我认为，藏医药形成于2300年以前。

　　王燕娟：请您谈谈藏医与中医、西医的关系。

　　强巴赤列：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更多的发言权。我是单纯学藏医的，没学过中医或西医。但说到西医，我以为应该用“现代医学”这个提法。因为，我们中国的医生很早就开始学习和吸收西方医学，以后又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我们国家现在通行的医学已经不是纯西方医学，所以，用“现代医学”的提法比较妥当。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藏医是现在世界公认的四大传统医学（古希腊医学、印度医学、中医、藏医）之一。有人说藏医学出自于中医，这不确切。从它们的发展看，是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还有人说，西医是科学的，而中医、藏医是不科学的，这种说法也不对。我也很崇拜西医，它在很多方面是比较先进的，如诊断、治疗手段及仪器设备等。藏医需要学习现代医学技术，但我主张要“为我所用”，学别人的长处，变为自己的东西，而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西医也有它的弱点，比如在药物的副作用方面。就我的理解，西医在治疗急症方面有优势，而对于慢性病的治疗，藏医就比较有优势。

　　王燕娟：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您认为作为传统医学的藏医药的发展前景如何？它面临哪些挑战？

　　强巴赤列：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藏医药的发展非常快，可以说是翻天覆地。中央政府十分关心藏医学这门民族科学的发展。80年代初，我曾提出一些抢救、继承和发展藏医药事业的建议。为实现我的这些建议，国家投入了近1亿元资金。现在，国外也有很多人对藏医药很感兴趣，最近在拉萨召开的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就是以前没有过的。有人说21世纪是发展传统医学的世纪。我认为，世界是需要传统医学的，我对藏医药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说到挑战，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人才缺乏。现在藏医人数不少，但质量不高。现在是市场经济，很多人都在向“钱”看（笑）。其实也不能说他们不对，有了钱，才能吃饱饭，也才能考虑其他的事情嘛。市场经济可以促进人的观念更新，但是，年轻的藏医更应该提高文化水平，主要是古藏文方面的知识，学藏医就要学习古藏文，否则就不能读懂我们藏医学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那些很有价值的医学经典，也无法学到藏医学的精华。我从13岁开始学习藏医，现在也只能说才学懂了一半。其次，是科技方面的挑战。藏医药的科研需要加强，要不断改进藏医的诊断、检查手段。

　　王燕娟：在人才培养，尤其是在传统医学人才的培养方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另一种是学院教育。这两者应该是什么关系？您喜欢哪种方法？

　　强巴赤列：我认为，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学院教育是社会的主流，可以较快地培养大量所需人才，学生在学校里可以较系统地学习藏医理论，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学历。但几年的时间都呆在学校里，缺乏实践经验。师傅带徒弟是一种老的、传统的方法，是对学院教育的一种补充。师傅和徒弟生活在一起，关系密切。徒弟不仅要学习藏医理论，学习文化课，还要跟随师傅给病人看病，实践机会和经验比较多。但是，目前他们的学历还得不到承认。

　　王燕娟：您今后的打算是什么？

　　强巴赤列：要做三件事：第一是完成《四部医典系列挂图》的研究注释；第二是教学；第三是继续行医看病。《匹部医典系列挂图》共有80幅，现在已完成了31幅。我准备在2002—2003年完成全部80幅挂图的研究注释。

　　虽然我已上年纪了，但我还愿意学习新的东西，吸收养分。如果我现在是三四十岁，我还想学英文。目的是学习人家的长处，提高藏医学。

　　强巴赤列传略

　　
　　　　　　　　　　强巴赤列（穿白大褂者）在给学生们讲课

　　强巴赤列现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中医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名誉会长、西藏自治区科协名誉主席、西藏藏医学院和西藏藏医院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藏医分会会长及西藏天文历算学会会长。

　　强巴赤列1929年12月出生在古城拉萨八廓街的一个藏医世家。祖父多吉坚赞、父亲贡觉维色都是当地名医。

　　强巴赤列3岁起跟父亲学习藏文。幼年进入哲蚌寺，成为一名小喇嘛。他13岁时父亲故去，母亲原希望他进入布达拉宫的俗官学校，将来成为达官贵人。但一位老尼姑的占卜改变了他的生活。老尼姑说，如果他当官，就活不到18岁；如果当医生，将来定能成为名医。因此他被送到药王山，就读于曾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私人医生的现代藏医大师、“门孜康”藏医历算学院院长钦绕罗布门下。

　　在门孜康，强巴赤列接受了藏医正规的9年制教育，前3年学习古藏文、修辞学、数学和天文历算；中间3年背熟、理解《四部医典》全套20多万字的理论；后3年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全面实习。21岁毕业时，强巴赤列已是精通藏医、天文历算理论，能独立采药制药，并独立为病人诊断治疗的医生了。

　　1953年，强巴赤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开办的一所学校里教藏语。1955年，强巴赤列作为西藏青年参观团的一员，到全国各地参观，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钦绕罗布大师被任命为西藏藏医院院长，强巴赤列为副院长。1963年，在钦绕罗布大师病逝后，34岁的强巴赤列接任西藏藏医院院长。此后，他倡导并负责创建了藏医学院、藏医院研究所、天文历算研究所以及扩建自治区藏医院。

　　强巴赤列的主要科研成果：藏药治疗萎缩性胃炎和乙型肝炎，总有效率达96％，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提炼藏药红景天和茅膏菜，因其具有抗缺氧、抗衰老、提高免疫功能的功效，成为国家级新药，该研究获得国际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

　　良好的医德和高深的学术造诣使强巴赤列在国内外藏医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多次应邀赴尼泊尔、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大学讲学。

　　强巴赤列还编写了众多藏医教科书及论著，成为当代藏医学界发表论文、论著最多的名医。他的论文《四部医典80幅彩色挂图释难蓝琉璃之光概述》在“2000国际藏医药学术会议”上获玉妥杯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