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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区一瞥

  为了拍摄电视系列报道《走入大自然》,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和林业部共同组成的摄制组进入了西藏北部的“羌塘自然保护区”。

  
              拉萨河谷中的黑颈鹤

  这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也是最大的保护区,它东起唐古拉山,西到美马错,北至昆仑山,南接扎加藏布河,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面积25万平方公里。“羌塘”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北方空地”。那里没有树,只长草。其核心地区有个可怕的名字“无人区”,但却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

  要进入羌塘的无人区,有很多条路。摄制组选择了东线:从拉萨出发,经那曲、班戈和双湖后到达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寨——嘎尔错。这样选择,一可尽览藏北全景,二可与“有人区”联络。嘎尔错乃无人区边缘,名在“有人区,实为一“孤岛”,村外方圆几百公里之内,大野茫茫,不见人烟。

  “孤岛”

  经过1300公里的颠簸,我们看到了嘎尔错:一个100来户人家的藏民小村寨。寨子坐西朝东,依山而建,寨前有一大湖,湖名“嘎尔错”,小寨因此得名。问及“错”谓何意?答曰:“湖”藏语为“错”,因此西藏有了“易贡错”、“纳木错”、“拉姆喇错”等等……,又问及“嘎尔错何故湖水五光十色,答曰:此湖乃咸水、淡水兼而有之,又深浅不同,故阳光之下,变幻无穷。

  小寨虽不起眼,却在藏北高原声名显赫。记者在村里看到:这里至今仍保持着集体所有制,尽管它的名称已不叫“公社”而叫“乡”。乡长群培告诉记者,1974年,他们从海拔较低的申扎县迁来,当时这里的生活条件极其严酷,毕竟氧气要比内地少30%-40%,人们只能靠打猎和放牧为生。然而,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活了下来,而且使这里成为藏北第一富裕村。现在,全村人均年收入2000多元,实现了“人有房、畜有固”的定居生活。人们已不再打猎,大家都知道国家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

  看到我们这些“远方来客”,嘎尔错人极其兴奋。全村人穿起了节日盛装,那真是“狐皮帽子五彩袍,金铃银镯宝石刀”。人们携孩儿带狗涌入“乡公所”,要争相一睹何为“摄像机”,何为“摄制组”,以及那群“中央”来的“迷彩服”。

  乡亲们捧出了藏族的传统:哈达、糌粑、酥油茶。一张张淳朴的脸,脸上写满开怀的笑,浓缩了这个民族的豪放与善良。一双粗壮的手捧一把雪白的糖,放进新鲜的酸奶里,令我永生难忘!

  我问乡长:“你们有没有电视?”不等乡长回答,一群孩子把我拉到院子里,“你瞧!你瞧!那儿不是。”手指处,一口银白色的卫星“大锅”矗立在村内高坡上,它与家家户户屋顶上旋转着的风车,构成了既现代又原始的和谐。

  听说我们想拍野生动物,双湖特别行政区负责人次仁旺加自告奋勇:“我去!这一带我最熟,我们这儿有野驴、野牦牛、藏羚羊、狗熊、大头羊,还有獐子、旱獭和兔鼠,总之,共有哺乳动物38种,爬行动物3种,鱼类10余种……,说实在的,我最喜欢动物,我还是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呢!”

  次仁旺加说到做到,连夜准备好了进入无人区的一切:车辆、汽油、帐篷、发电机和干粮。我感觉,有这么一位热心肠的人与我们同行,胜利在望。

  同我们赛跑的野驴

  
         羌塘自然保护区中的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藏野驴

  清晨,我们开始行动。4辆汽车“一”字排开,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狂奔,车轮腾起不断的烟尘,远远看去,就像四条黄龙在蓝色的苍穹下起舞。几个司机互不相让,好像在比谁的车更棒,也难怪,他们驾驶的越野吉普都是国内外的名牌儿:尼桑、丰田、巡洋舰和最新的北京2023。的确,在西藏跑长途,非好车不能胜任。尤其在无人区,人们最怕汽车“扒窝”,更何况我们随时准备在极坏的路况下同野兽赛跑。

  出了嘎尔错,就没有了路。判断方位,只有靠指南针和经验。我的藏族司机丹增的确是野外作业的好手儿,他可以根据远处的大山和近处的河流识别方向,他曾三次带领中外考察队横穿这块神秘的高原。据说有一次,丹增竟在冰河里排除故障达8个小时!把“老外”看得目瞪口呆,非要多给小费不可。

  “注意,前面到了野驴活动区”,丹增提醒我道。

  果然,汽车冲上一块平坝后,便见天际处有10几个小黑点儿。“野驴!”我高喊一声。“不,那是藏羚羊,藏语称为‘最’。你看它跑得多快,每小时可达80公里。它们喜欢集群,少则四五只,多则成百上千。每年10月初,你还可以看到几千只羚羊由西向东迁徒的壮观景象。”次仁旺加向我介绍说。

  “那儿有野驴!”丹增边喊边向左方打把。车头径直朝野驴奔去。野驴越来越近,已经看得清它背脊上特有的黑线。我曾见过蒙古野驴,眼前这种藏语称为“将”的西藏野驴比蒙古野驴体形更壮,毛色更黄,黄中还带点儿红。这群野驴共有20来只。

  野驴见我们远远过来,并不惊慌,还在那里悠闲地吃草,只是一头公驴始终抬着头,警惕地望着我们,像一个哨兵。“这说明,这两年我们这儿的动物保护搞得不错,要是前些年,它们一见人影儿就早跑了!”同行的那曲农牧局局长桑培旺杰显得颇为得意。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着急了。摄影汪成建从容地拿出了摄像机,准备拍摄。

  可就在这时,驴群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头驴奋蹄在先,众驴紧随其后,一个跟着一个没命地逃窜。

  我们赶紧上车,加大油门儿撵了上去。

  一会儿,我们和驴群平行了,我一看速度:60公里!再一看窗外,野驴距离我们仅10米远。野驴跑起来真美:昂头挺胸,鬃毛一飘一飘地,边跑还边用眼睛斜脱着我们,好像在说,汽车有什么了不起!还不那么回事儿。

  很快,驴群跑在了前面。“快!快!怎么这么慢!”“不行了,驴群在往坡上跑,这里土太松!使不上劲儿。”司机急得直冒汗。

  驴群见我们慢下来,它们也慢了下来。

  咚!咚!咚!几下颠簸,车停了,“没油了,倒霉!”司机丧气地一拍方向盘。

  我再看驴群,溜溜达达地走远了。

  “驴群奔跑的镜头拍到了没有?”我问小汪。“拍得不好,刚才为了拍特写,换的是60倍镜头,距离一近,老跳!”“重拍!赶紧给车加油。”

  加好了油,车队继续前行,准备第二个回合。

  “右侧发现驴群!”这次小汪眼明口快。

  “这回两翼包抄!丰田、北京、巡洋舰原地待命。我和小汪先绕大弯儿占领驴群后面的制高点,然后,三辆车成合围态势将驴群逼向我们的机位。一切行动听我的信号,各车明白?”“明白!”我们用步话机联络完毕,自己的感觉是“当了一回司令”。

  可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理想,倒不是摄制组不听调遣,而是野驴不听指挥!看到我们的“合围态势”后,狡猾的野驴偏偏不向“中心机位”靠拢,偏偏冲向了没有机位的“薄弱环节”,竟从“两军”之间突破了合围,来了个“胜利大逃亡”。我坚定地认为,野驴们一定是把我们的摄像机看成了进行“大屠杀”的机关枪。

  事已至此,只有改变策略。各路“诸侯”会商之后,决定伏击!

  果然奏效。当三辆车将野驴赶过一个“设伏”的小山包时,拐弯儿处隐蔽的摄像机使它们终于“在拍难逃”。

  野牦牛差点儿把车顶翻

  野牦牛可算是藏北高原野生动物中最蛮悍的家伙。尽管它外貌与家牦牛相似,但体态魁壮,体格大出家牦牛两三倍,体重可达千斤以上。一旦受伤,它不但不逃,反而会朝对方猛撞,发起怒来,可以顶翻一辆吉普车!

  因此,拍摄野牦牛需要格外地小心。

  次仁旺加做向导领我们去一个地方,说那里有野牦牛。

  “那个地方”的路可真难走!首先要穿过一个大峡谷,其次要爬上一座大山,再次要从大山上下来。据说,下来比上去更困难。

  车队在大峡谷中穿行,车开得比蜗牛还慢!满地全是大块儿的石头,而且还尖尖地支棱着。我时刻担心车胎会“放炮”。

  路旁有很多野兔儿,它们大睁着两只红眼儿,耳朵还一动一动地,丝毫没有惧怕的意思。很明显,这里人迹罕至。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车队终于爬到了山顶。山顶是一块开阔地,上面长满了草。同行的西藏林业局李连民处长掏出海拔表一测:“乖乖!5300米!”

  “嗯?今儿牦牛怎么都不见了?它们平常就在这儿”,次仁旺加开始抓耳挠腮。“你说的是家牦牛还是野牦牛?”那曲畜牧局的王福利科长跟次仁开起了玩笑,这个在西藏工作了20多年的天津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绝对幽默。“野的!野的!绝对是野牦牛!我来过几次了,回回都能见着”,次仁的态度极其认真。看得出,他为那许多冤枉路而内疚。

  下山可真是惊心动魄,我就纳闷,西藏的司机从哪儿来的那么大胆儿,就敢直着从极陡的坡上往下开,边开还边说:“家常便饭,家常便饭。”

  “瞧!在那儿!”次仁旺加大着嗓子喊起来,似乎这一嗓子可以弥补刚才的失误。

  “哪儿呢?”我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还是没看见。

  次仁递过望远镜,“那儿,那儿!”“嗅,嗅,我看见了,一个小黑点儿。”

  “那就是野牦牛!”次仁怕我不信,再一次地肯定。

  我们将信将疑地把车开了上去。

  果然是一头野牦牛,是头公牛,毛色黑亮,有两只弯弯的大角,卧在山坡上一动不动。

  司机把车停在一条大河前,告诉我不能再走了,再走,车将陷入河滩。无奈,我们只能与牛隔河相望。

  以后的半天,我们再没有看到野牦牛。

  天已黄昏,大家败兴而归。

  突然,次仁又高叫起来:“野牦牛!野牦牛!”我一看,又是一个小黑点儿!

  小汪拿起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慢慢地说:“好像不是一头,可能是一群挤在一起。”

  “不管一头还是一群,上去再说!”我怀着“搂草打兔子”的心情,发出了命令。

  “一头、两头、三头……、七头!共七头!”随着黑团儿的散开,情况已非常清楚。

  不用我指挥,富有追击经验的这帮人已知道如何去行动。

  在一马平川的大草原上,追上野牦牛并非难事。不一会儿,我们已经与野牦牛并驾齐驱。

  此时,我们追击野牦牛的阵势如同国宾车队一般:尼桑在左,丰田在右,野牦牛居中,巡洋舰殿后,浩浩荡荡,极为壮观。

  然而,正在大家兴高采烈之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头最强壮的野牦牛突然从整齐的牛队中窜出,直奔右侧的丰田车而去!

  丰田车紧急掉头。刚调过头,野牦牛已接近车尾。丰田车没命地逃窜,野牦牛紧追不舍,显然,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不再是“车追牛”,而是“牛追车”!

  人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牛离车越来越近,就差3米了,一旦追上,后果不堪设想!我心里在喊:“千万别熄火!!千万别熄火!!”

  幸而,在最关键的时刻,牛的前蹄打了个绊儿,丰田车与它拉开了距离,同时,司机将车向下坡方向开去,野牦牛也就放慢了追击速度,最后站了下来。

  三辆车又汇集到了一块儿。丰田车上的人跳下车来,祁云摇晃着双臂高声大叫:“太刺激了!太刺激了!”徐建民拿着他的照相机,竟然在那里后悔:“怎么搞的,一紧张连拍照都忘了,这镜头太珍贵了,可惜!可惜!”丹增问丰田车的司机多布:“你怎么一开始不往下坡开,这你应该知道!”“是啊,可一见那家伙那么凶,有点儿慌神儿。”

  我奇怪,在如此平坦的草原上野牦牛怎么会打绊儿?过去一看,原来是兔鼠的杰作,这种像兔子一样的“小耗子”把草原搞得是千疮百孔!野牦牛就是失足在这大如小碗的“耗子洞”上。耗子洞在草原上受到万人咒,而我却感谢这些“耗子洞”,它使我的弟兄们能够“死里逃生”!

  一只熊,还带着三只崽儿

  我们进入无人区能拍到熊,是意想不到的。纯属偶然得之。

  那天原计划去拍盘羊。西藏盘羊是羌塘草原上特有的珍稀动物,当地叫做“大头羊”,它形态奇特,雄辈的大角呈螺旋状扭曲、盘旋,人取美名“盘羊”,故而也成为我们拍摄的主要目标。

  拍摄的目的地藏语名叫“那南”,汉语意为“黑水河”,离嘎尔错将近200公里。那儿有一座大山,山上常有盘羊活动。

  接近目的地时,我开始心慌气短,这是连日奔波加上高原反应的结果,这里已是海拔5100米。于是,我闭上了眼睛,身体靠在车座上,以求体力的恢复。

  就在这时,一声惊叫使我一哆嗦!

  “棕熊!”我睁眼一看:哇!一只熊妈妈,还带了仨崽儿!

  顿时,就像吃了一副兴奋剂,我的高原反应马上飞至九霄云外。

  顿时,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控制。

  人们居高临下呼啸着朝熊群冲去,熊群在一个盆地的底部。

  冲在最前面的是西藏林业局的“巡洋舰”,熊群发现了它,夺路而逃。

  我立即意识到:如果让位于中路的巡洋舰冲在前面,势必坏事,因为它没有摄像机,同时跑得太快,有可能将熊群撵向右侧的小河,熊一旦过河,就会窜上对岸陡峭的小山,到那时,我们将无能为力。只有让两翼的尼桑和丰田先包抄上去,才能完成合围。特别是右翼的丰田,必须在小河前拦住熊群。

  我用步话机命令巡洋舰停止前进,可它不予理会,继续高速前冲!

  可以理解,这种场面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但是必须制止。

  我叫丹增以最快的速度追上巡洋舰。丹增使出浑身解数总算靠了上去。我从车内探出半个身子,拼命挥手示意,巡洋舰终于放慢了速度。

  再看丰田,它很快就成功地将熊群拦在了河边。

  当务之急,应当抢占制高点!丹增又以疯狂的速度奔向丰田对面的一个高岗。我们在高岗设定了机位,小汪拿出机器就拍。

  我再看熊群,不得了!母熊正向丰田车攻击!站在车下拍照的徐建民调转屁股钻进车里,眼看母熊就要撞上车门!

  丹增见状,急按喇叭,母熊闻声,调头回看,丰田车借机偏移。

  于是,这一“着儿”被反复使用。只要母熊向车攻击,马上就有喇叭声响起,母熊为了保护小熊,左突右奔,团团乱转。

  一会儿,母熊发现了这张“大网”还网开一面:向北的一方没有任何车辆。立马儿,母熊就带着小熊冲北而去。

  此时,我叫北京吉普前去“封网”,能抵近观看野外棕熊的“诱惑”实在叫人热血沸腾,于是,我也随着北京吉普奔下高岗。走前,我对摄影师喊了一声:“注意拍全景!”

  当我们到达“网口”,正赶上熊群过来,我赶紧掏出佳能高速照相机连拍起来。连拍的“哒、哒”声惊动了母熊,它回身向右跑去,糟糕!向右的方向正好儿是摄像机位!那里已没有汽车!

  面对直奔而来的棕熊,摄影师汪成建纹丝不动。无疑,这是拍摄的最佳时刻,可对人的生命来说,这也是最危险的瞬间!我佩服小江的勇敢,也为他的处境担心。

  幸好,离小江最近的巡洋舰及时冲到了摄影机前。使小汪化险为夷。

  “拍得怎么样?”我问小汪。

  “没问题!”小汪回答。

  “撤!”我向众人挥手示意,并看了一下手表:整个拍摄历时20分钟。

  熊群越过了小河,渐渐远去。

  回到拉萨,我才知道我们所拍的棕熊的镜头是何等珍贵。

  “一窝儿有三只小棕熊!这在西藏藏北野生动物的正式记载中还没有。藏北的棕熊通常带崽儿一两只,因为在高海拔地区,严酷的自然条件使棕熊的生育率很低。这次能看到三只真是一个重大发现,而且还有了直观真实的记录!感谢你们为西藏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西藏动物专家刘务林拍着我的肩膀表示祝贺。

文章来源: 《中国电视报》1994年12月26日
作者: 董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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