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７１年之后：西藏对卡尔梅克人的影响及俄罗斯对此的评价
巴蒂尔·基提诺夫

　　关于卡尔梅克人１７７１年返回新疆以及卡尔梅克人余部留在俄国这一事件有很多书刊论及。十八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卡尔梅克人的宗教和政治生活方面多少有些研究。比较流行的观点是，１７７１年以后，西藏对俄国卡尔梅克人的影响削弱了，并在１９１７年彻底结束。而本文作者则要说明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高层喇嘛们并没有中断其对卡尔梅克人中佛教的监督，他们甚至利用时局环境来加强其影响。
　　１７７１年卡尔梅克人逃亡中国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因素是来自俄国政府的压力不断增大，以及中国皇帝、使节和喇嘛们的活动。根据俄罗斯文献，有些喇嘛“死而复生”，他们对去中国的普通卡尔梅克人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
　　这次集体迁徙之后，俄国当局试图阻止卡尔梅人与西藏之间的关系，但没有取得成果，因为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继续与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塔城）的卡尔梅克人（即土尔扈人）来往，后二者对喇嘛非常忠诚。因此，可以说１７７１年以后，喇嘛们对卡尔梅克人的影响并没有削弱。
　　喇嘛们具有影响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相吻合：１７５６至１７５８年之间，俄国女王伊丽莎白（彼德大帝的女儿）将阿尔泰山区人迁到卡尔梅克汗国。很多阿尔泰喇嘛到达了伏尔加河，然而他们的佛教掺杂了许多萨满教的东西，对卡尔梅克汗国颇不寻常。阿尔泰喇嘛格列甚至成为卡尔梅克喇嘛的头领，但由于其错误行为（他被控毁坏佛像、灵塔、焚烧经书等等）被逮捕，在被送往圣彼德堡的路上死去。卡尔梅克历史上的这一阶段对其人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当阿尔泰人与土尔扈人一同远赴东方，回到了他们的祖国后，佛教在卡尔梅克人中获得新生。根据俄国文献，喇嘛和寺院的数量增加起来。俄国政府颁布法令限制它们。很多僧人借口去新疆探亲去了西藏并在那里学习。俄国政府由于国内的原因和面临法国、土耳其的战争威胁，直到１８２５年才开始重视卡尔梅克地区的宗教形势。１８２５年三月，颁布了一项法令，肯定了喇嘛们参加当地政府和司法活动的权利。这使喇嘛们可以正式派送寺院门生赴藏学习。在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都开设了康村和米村，即来自一个地区的僧人社团。这些社团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还存在。
　　俄国政府并不欢迎西藏对卡尔梅克人的影响。为此，１８３４年１１月签署了新的法律。喇嘛们被从政府中驱逐出来。为了减少西藏喇嘛们和达赖喇嘛的影响，还在阿斯特拉罕城建立了所谓的喇嘛宗教会议。这个新的宗教机构被授权解决所有的佛教问题，包括确实僧人们的级别——而这原本是达赖喇嘛和西藏其他高层喇嘛的特权。这项新法令并没有产生效果，因为西藏当局和达赖喇嘛个人具有很高的威信，卡尔梅克人只尊重他们授予的头衔。１８４７年又颁布了新法律，废除了喇嘛宗教会议，并任命了一位卡尔梅克人为最高喇嘛。
　　对于西藏和俄国来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并不太平。英国干预西藏，中国的内部问题以及日俄战争都对卡尔梅克和西藏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试图在俄国沙皇那里寻求支持，然而当时的俄国正面临着革命的威胁，只是含混其词。
　　俄国对卡尔梅克人宗教的政策实际上取决于西藏高层喇嘛，首先是达赖喇嘛对卡尔梅克人的影响。圣彼德堡也许能够阻断达赖喇嘛为卡尔梅克诸汗授封加爵的传统方式（最后一位汗王乌布什去了新疆），但却对精神关系无可奈何。以喇嘛宗教会议和卡尔梅克大喇嘛取代达赖喇嘛的企图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此外，十三世达赖喇嘛创办并自己控制着１９０７年在卡尔梅克地区设立的首批佛教学校，以及１９１５年在俄国首都建成的大时轮金刚寺。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１７７１年以后西藏高层喇嘛对卡尔梅克人的影响实际上加强了。１９１１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和１９１７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为西藏—卡尔梅克（厄鲁特蒙古）—俄国之间的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