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期，公元七至九世纪为擦擦的发祥期，即藏族史上的吐蕃时期，亦即藏传佛教前弘期。终因朗达玛灭佛之“完全”、“彻底”，且泥质擦擦极易损坏，难以传世，故一期擦擦几无遗存。有的擦擦曾被人误称为前弘期，有的甚至被误认为是莲花生打制的擦擦，从直觉和经验出发，对其年份的真实存疑，尽管所过示者称传承有序，亦不足为信。本书仅有一件擦擦依其造像风格，暂定为前弘期，即我的“四期说”之一期的珍罕品。

    存在一期的理由有三：一、藏人深信金、木、水、火、土，乃至空气都可以作为擦擦的材料，去传法弘佛，高原博土，当然泥土是打制擦擦的首选良材；二、由泥陶至铜铁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必然也在藏地起作用，公认此间有铜佛像存在，那麽先铜佛之擦擦的存在理当毋庸置疑；三、前弘期有擦擦的传闻又是那么普遍而肯定。

    二期，十世纪後半期(依仲敦巴之说，后弘期当始于公元978年)至十三世纪，即藏传佛教後弘期早期。可视其为擦擦发展史中的过渡期，此期间的擦擦多以兼收并蓄外来佛造像风格为其特征。悉心观赏稀少的二期擦擦，从造型风格上均可品味到西北印度斯瓦特、东北印度帕拉、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当年风格的影子，有些擦擦不同程度地受到尼泊尔和中原汉地艺术的深刻影响和作用。从这一现实出发，在二期擦擦中可以窥视到一种乃至几种外来艺术的烙印，但又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在机械地模仿某一种风格，实际是从一期向三期的蝉变。此期擦擦所表现的内容多强调佛、菩萨的神态、动作和“三依处”，在擦擦的外在形式上多以简单的方、圆等几何形和直绕见长。就工艺而论，一般均较简单、粗糙、少精整。

    一、二期之间约有一百四十年的间断，此间断即朗达玛灭佛形成的无擦擦时期。

    三期，十四至十七世纪上叶，是擦擦的成熟期。由于长期对印度、尼泊尔等艺术风格的吸收，工艺技巧的提高，此阶段前期的擦擦已臻于成熟。成熟的藏地擦擦又向国内各地广为传播，并逐渐出现了川藏、青藏、甘藏、蒙、滇等略有差异、初步形成地域风格的擦擦。

　　十三世纪下半叶，元朝统治者尊萨迦五祖八思巴·洛追坚赞为国师，总领佛教，朝廷专设梵像提举司，总管造像之工。1260年，在八思巴的建议下，元廷迎请年仅十八九岁的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率二十四位艺师主司宫中绘塑梵像之事，凡两京(大都、上都)寺观之像多出其手。阿尼哥及其子阿参哥在京师造佛像数十年，不仅所塑佛像数量可观，还培养出刘元等“神思妙合，天下称之”的汉人塑梵像的高足。元朝覆灭後，藏传佛教依然对明廷发生着巨大的作用，当然还主要是因为明朝皇权对西藏实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皇帝中亦多崇尚藏传佛教者，成祖朱棣、宪宗朱见深、武宗朱厚照都极宠幸番僧，直至明万历年间(1537至1619年)明代宫内英华殿、洪庆宫尚供奉番佛、设番经厂，御用监设佛作敬造佛像。此间宫中崇尚番经敬造梵像之风，极大地影响到中原内地。至永(永乐)宣(宣德)时期(1404至1435年)臻于鼎盛。两京所辖境域至今累年尚有被当地人称为“板儿佛”的擦擦出土，和立体的藏式泥佛即圆雕擦擦传世品的发现。尤以明代立体藏式泥佛像即圆雕擦擦为典型，是藏传佛教艺术在中原传播，并融合汉地塑佛技法的代表作。此类佛、菩萨、护法神像擦擦其庙堂气甚浓，且赋华富之感，均非藏地泥佛像所故有之风格。（如右图）

                    

　　此期亦属藏汉艺术相互借鉴、吸收、兼容时期。试将上左图与上右图两件“释迦牟尼佛与十八罗汉四大天王”擦擦作一比较，包括顶严处的金刚持、佛祖及两侧恭立之阿难、伽叶总计二十六尊法相。其细部在内俨然若一只模具制作的两件擦擦，第一眼看去似乎都是这样的感觉。其实不然，细心对照，两件擦擦之间至少有两处明显的区别：上右图增加了藏式的如来八塔，十八罗汉的莲座换成了藏式的卡垫，是为区别；但全部法像都是中原的造像风格。可以认为上左图这件的年份早于上右图那件，上左图这件是原初的“本”，上右图那件则对“本”作了增改；但诸尊造像还是全然照搬“原本”并无丝毫变动。此两件擦擦是研究擦擦艺术、探索汉藏风格融合所不可多得的宝贵实物资料。王家鹏先生所谓“汉藏艺术的双向交流成为藏佛艺术的主流”的观点在这一阶段体现得非常具体。

    四期，十七世纪中叶以後，即藏传佛教艺术发展的後期，又是擦擦艺术发展的一个高点，如右图大威德金刚炼泥擦擦等许多精工细作的艺术珍品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清廷始终以维系蒙藏地区的臣服、保证西北与西南边陲安全为基本国策，慎重妥善地处理与藏传佛教的关系。早在征服漠南蒙古的战事中，清廷已注意到藏传佛教在蒙古各部的影响。这种十分明确的认识在乾隆《御制喇嘛说》碑文中可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因此不仅于公元1653年清顺治帝正式册封五世达赖，1713年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而且又册封内蒙章嘉呼图克图、外蒙哲布尊丹巴为掌管一方教务的格鲁派宗师，进而形成了章嘉、色赤、敏珠尔、东科尔、阿嘉、土观、贡唐、功德林等八大驻京呼图克图的完整政教力量。是时清宫中正殿设念经处，专管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办造佛像。乾隆帝对藏传佛教兴趣更浓，曾颁“皇上崇奉佛教，泽惠万民……”之命，迎请六世班禅进京传法弘佛，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官档案中尚存乾隆帝亲自过问、朱批，监督造办处制佛像全过程的真实记录。一国之君的躬亲，极大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和藏佛艺术的发展。

    以北京故宫慈宁花园中的吉云楼为例，足以说明这种发展。此楼上下的堆龛、壁龛、梁龛之上，全部排列布满大小一样、同模压制的佛母擦擦，数量高达万件有余，堪称清官中的“万佛楼”。承德普宁寺大乘之阁东西两壁隔扇上也有一万零九十件擦擦，洋洋大观，不可一世！周叔迦先生明示“清代帝后每逢寿日造万佛像施献各寺，大都是这种像(指擦擦)”。左图为二十四臂一髻佛母泥金朱漆擦擦，背面钤印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及“大清乾隆年制”款识，还有嘉庆、道光年间两朝敬造，赐于敕封寺院的泥金擦擦，都是宫廷官模藏佛艺术的产物。（见下图）此期擦擦更趋于程式化，少创造性。尤其是皇家寺院监制的官模宫廷擦擦，颇类瓷器收藏品中的官窑瓷器，与民窑形成许多特徵上的区别。两件擦擦相比较，除背部年款“嘉庆庚辰”与“道光甲申”八字稍有变动以外，无论正面造像还是背面经咒毫无新意，似有届时取出宫中深藏的祖上模具，照前朝旧例重演一遍的架式。但又绝不可因此而低估此类擦擦的文物收藏价值。

                 

　　值三、四期之间过渡阶段，即明末清初之际，蒙古地区重新提倡西藏佛教；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一生最大的成就即把黄教传播到内蒙古，使内蒙古全部蒙族人改信佛教；还有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这位惟一非藏人的达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为藏传佛教在内蒙古草原迅速传播奠定了基础。此过渡阶段中在内蒙古地区修建了上千座藏传佛教建筑物，需要大量的蒙地擦擦填藏，因此才可能在内蒙古每一个盟都有擦擦的出土和传世品的流布。至此可以认为藏传佛教作用于元、明、清三朝宫廷，长达六百年之久，其文化遗存当然不可低估。在今日辽宁省西部、宁城、敖汉、正兰旗，至呼和浩特市所连成的一抛物线上，尤其是东经一百一十六度至一百二十度，北纬四十度至四十四度，东西、南北均四度的方块地区内，集中了辽上京、中京，元上都、大都、中都，辽、元两代五个京都宝地。始终是前十来年中国北方收藏擦擦的“热线”和“热点”。

    将擦擦发展史分为四期，不可回避地会涉及到藏传佛教何时传播到中原地区这一关节点问题。依传统说法是元朝以後，似成定论。而我认为藏传佛教在元朝以前已经波及到了包括中原在内的北方地区。雷润泽《宁夏佛塔的构造特征及其传承关系》认为：“过去从喇嘛教兴盛于元、明之际的老观念出发，一直将这两处佛塔(指须弥山石窟松树洼区112和144窟石龛内的两座覆鉢式塔)判定为元、明之物。根据近些年宁夏佛教考古和文物维修中的重要发现来分析，这两处塔的建造和刻制年代也有可能上推到西夏时期。”“另外，须弥山石窟有许多西夏年号的题记……西夏的势力一度曾深入到这里，并在石窟寺内从事佛事活动……”字里行间认为出现在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即李元昊建立西夏政权)，至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即西夏被蒙人所灭)，此间一百九十余年宁夏已经出现藏传佛教佛事活动，并有文物遗存佐证。余在东北、内蒙亦见到许多北宋、辽时期制作的小型泥质擦擦，其内容既有佛、度母造像，又有佛塔，依传统观点此类现象根本无法解释。余以为西夏、宋、辽时代藏传佛教已陆续传播到中原，当然同时包括辽宁、内蒙、河北这些均有擦擦遗存的省地，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至于大规模地传播、占社会生活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目前尚可维持在元以後，但必须加此类之前提。